张海平
（超然台，山东 诸城 262200）
摘 要：主政密州时期苏轼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悟。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短暂困顿，对生老病死困达等问题做出了一些理性通达的解释；遁世自乐的想法更强烈，报国济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强化，两者显示出融通的迹象；还提出了一些处困解困的见解。这些情况，对其在密州时的生活安顿、创作及后人生思想均有影响，也是其在密州身心屡屡受累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苏轼；密州；人生见解
从人生思想角度研究苏轼是从根本上把握其思想状况、人生动向的上佳选择。目前，史学界对其人生思想多有研究，但侧重于其一生的角度，即便着眼于某一人生阶段，关注的多是谪迁黄州、汝州、儋州等苏轼认为功业最盛的时期，对主政密州这一特殊阶段却多有忽略①。笔者认为，其对人生的见解主要源于对现实生活的经历和体验，是变化发展的，忽略任何一个阶段都大为不妥，而主政密州时期②是其人生较特殊的阶段：一方面，他开始进入不惑之岁，仕龄也开始越20载③，曾辗转过京城、凤翔、杭州等多地官任，已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渐趋成熟的心智和对人生不同程度的体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系其主镇地方之始，且系首次出任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偏州陋邦④，地方又连逢凶岁，官民皆困，局势动荡，生活较以往困乏无味，对其身心影响甚大。这些情况使这一阶段成为其体悟人生的重要时期。因此，有必要对其这一时期的人生思想进行梳理解析。
一、对人生的理解
对生死祸福困达得失等人生常见问题有何见解？这是其人生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自我情况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在密州，他对这些人生问题的体悟较往昔更深刻，表现为极其矛盾的两大方面：一方面，随着心智的日渐成熟、阅历的丰富和生活处境的恶化，他常纠结于人生的短暂困顿，对人生不时感到悲观失望甚至是绝望；另一方面，在生活较平静的日子，他也能乐观辩证地看待人生，平和理性地对待问题，积极调和内心的矛盾冲突，对人生的理解较往昔更通达理性。如此矛盾的情况统一在他身上，深刻反映了他洞见到这些人生问题的束缚逼仄却无法冲破的迷惘和痛苦，也反映了他调适自我思想认识、纾解这些问题的思想动向。具体而言：
对人生的短暂易逝，他异常敏感，常哀之伤之。来密前辗转各地，他对人生的这一特点就有所感悟。如，《和子由苦寒见寄》诉思念苏辙之苦：“人生不满百，一别费三年。三年吾有几，弃掷理无还。长恐别离中，摧我鬓与颜。”《留题仙都观》触旧生情叹人之生死无常：“真人厌世不回顾，世间生死如朝暮。”在他眼中，人生短暂有限，生老病死无常，不可逆转，人生并不完美。他还感悟到大千世界的生生不息和时空的迅疾转换，进而体会到个体人生的倏忽渺微。如《留题仙都观》云：“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将浩浩江水、苍苍松柏等存在相对久长的世象和似浮萍的纷纷过客一起入诗，揭示出人世的生生不息，反衬出个体人生的倏忽渺微。移知密州后，因生活窘困，他常陷失意和苦痛，对人生的短暂易逝更为敏感哀伤。
其一，直接哀叹人生短暂易逝。如《二公再和亦再答之》：“光阴等敲石，过眼不容玩。”《除夜病中赠段屯田》：“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
其二，常哀伤生老病死之事。如《乔太傅见和复次韵答之》：“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
其三，对人生在时空中的有限卑微时有感伤。如《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密州通判厅题名记》引他人之言称：“宇宙而有此山，等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
其四，时因公务繁钜、身心困病失赏良辰美景而伤怀。如《立春日病中邀安国》：“齐居卧室禁烟前，辜负名花已一年。”《满江红东武会流杯亭》：“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
他缘何对人生的短暂易逝异常敏感哀伤？研读上述情况会发现，这并非仅仅因人生的短暂易逝这一必然性本身，而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深刻感受到了人生的这一必然性对人生自由幸福的困缚削弱，洞见到了个体人生在永恒的时空中、短暂的人生流程中太过虚无、价值意义实现起来太过茫然这一令人悲伤的深层问题。可见，他存在看空人生的悲观倾向。这与他敏感的时空意识、多愁善感的心理有关，也与处境的窘迫有关。
在密州，对人生的困顿无常，他也异常敏感，体之也犹为深刻。来密前游仕各地，他就体味到了人生的漂泊、无常和劳苦，对人生有深沉的苦难意识。如《醉落魄离京口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颍州初别子由两首》：“语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以“雪泥鸿爪”、“飞蓬”等善移之物寓示人生来去无常、倏忽未知。如，《凌虚台记》：“人事之得丧，忽往忽来。”《昭君村》：“古来人事尽如此，反覆纵横安可知。”直指人事的多变无常。又如《入峡》：“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则看到了人生劳苦的一面。在密州，因处境一度艰厄，多愁善感的他对人生的困顿体味更为深刻。以其至密初期的诗作《除夜病中赠段屯田》为例：
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今年一线在，那复堪把玩。欲起强持酒，故交云雨散。惟有病相寻，空斋为老伴。萧条灯火冷，寒夜何时旦？倦仆触屏风，饥鼯嗅空案。……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
首句点评自己，用“龙钟”形容当前老态，用“劳生”定性半生困顿，语气已显哀怨；随后，直陈心中郁结，叹己已入暮年、今年将逝，叹己故交疏散、困病孤寂，语气愈加悲怆；最后，喻己人生为行将熄灭的“灰中炭”，对己人生近乎绝望。此诗反映了入密初其糟糕的生活状况、心理状况。他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困苦，又放大这些困苦为人生的困顿，将人生看得异常绝望。这种情况在其昔日文作中绝无仅有，可见彼时生活对其人生思想和情感造成何等剧烈冲击。
由上可见，苏轼对人生的体悟在深化。他在现实生活中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短暂困顿，感受到这些情况对人生的种种困缚，产生了强烈的人生被支配感、无力掌控命运的绝望感。这些反应，体现了他敏感的时空意识、生命意识和对人生问题的洞见能力，也反映了对人生的悲观倾向和追求完美、患得患失、易受外界影响的个性弱点、心理弱点。
上述情况仅是他对人生理解的一个方面，王水照先生认为：“苏轼的人生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是异常沉重的，但并没有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其落脚点也不是从前人的“对政治的退避”变而为‘对社会的退避’。他在吸收传统人生思想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苦难’——‘醒悟’——‘超越’的思路。[1]P6这一论述很好地阐释了苏轼人生思想的主要特点和趋向圆融通达的基本走向。笔者认为，苏轼人生思想的上述特点和基本走向是在他主政密州时开始凸显的。虽然来密州前他对人生问题有过通达乐观的解释。如《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感叹：“人生百年寄鬓发，富贵何啻葭中莩。”《送蔡冠州知饶州》称自己：“平生齐得丧。”《屈原塔》称：“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体现出超脱富贵、得失、生死的一面。《颍州初别子由两首》为离别之事辩称：“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显示出辩证地看问题的一面。《送杭州杜、威、陈三掾罢官归乡》则鼓励被罢官的友人：“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体现了达观的人生态度。但是，这时期其生活较为平顺，并未对人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而在密州，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生活较平静的日子，他承袭昔日乐观辩证地看待人生问题的态度和视角，思想大幅度地转向对自我人生的安顿上，对人之生老病死困达得失等常见问题作出了一些疏通性解释，对人生的理解更趋理性包容。
1、人事“古难全”观念。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将悲欢离合等常见人生现象与月之阴晴圆缺等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看待，点化出人生并不完美这一常理。以往诗词《浣溪沙·缥缈危楼紫翠间》、《次韵杨褒早春》亦有“良辰乐事古难全”、“良辰乐事古难并”等类似表述，均引自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2]P67，意指大好时光和赏心乐事自古以来就难以同时逢遇，是引他人之言即事说理，并未体现出对悲欢离合等人生更深层次问题的觉悟。
2、人生随处有乐观念。如《超然台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必然有让人快乐的地方，把人生之乐提到了无处不在的认识高度。来密前其文多次述及自己的人生乐事。如“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3]P151“十年闭户乐幽独，百金购书收散亡。”（《送刘道原归观南康》）但仅言人生之乐，并未将人生之乐泛化。对人生之乐的泛化意味着对人生苦的压缩，是其对人生苦乐观的一次升华，有利于更好地化解他人生体验中的悲情和沉沦。
3、富贵美恶忧乐齐一观念。如《后杞菊赋》：“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认为人生不管穷富贵贱美丑终不免一死，并无明显差别，穷贱甚至胜过富贵。这一思想明显袭用了庄子的齐物思想。其实庄子的齐物观念早就影响了苏轼。如倅杭之作《送杭州杜、威、陈三掾罢官归乡》称：“老夫平生齐得丧”，有时他也从人终难免一死这一平等结果看人生不同境遇的平等性，如倅杭之作《赠写真何秀才》：“饥寒富贵两安在，空有遗像留人间。”但是，这些表述，都不如《后杞菊赋》的论述详细深入。可见，在密州时，庄子的“齐万物、等贵贱、一生死、和是非”等相对观念已深刻融进其人生思想中。
4、“是非忧乐本来是空”观念。如《薄薄酒二首》：“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这一思想明显袭用佛教“空”的观念，认为是非忧乐是虚无不实的。苏轼青少年时期即受到佛教影响，在凤翔任上开始接受佛教[4]，因此，这一见解不太可能是一时之顿悟。通判杭州时他为吉祥寺僧题阁名时表达过万事皆空的观念：“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吉祥寺僧求阁名》）但是，前者体现了对是非忧乐等人生问题的深层感悟，反映了对佛教观念的运用、人生思想的深化，而后者则系自己代僧人表达了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并未体现出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层关照。
5、人生寄寓观念。“人生如寄”是汉末《古诗十九首》以来概叹人生无常的文学主题⑤。苏轼承袭了古人的这一思想资源看待人生问题。在密州苏轼至少有三首诗反映了这一观念。如，至密初期《初夜病中赠段屯田》：“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离密前夕《别东武流杯》：“莫笑官舍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和鲁人孔周翰二首》：“此去宦游如传舍，捡枝惊鹊几时眠。”寓意人生如寄、漂泊不定。其实，类似观念签判凤翔时亦已形成，如《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莩。”寓意人生太短，只是在世间暂时的寄寓。而在密州，这一观念更多地转向于对宦游生活的理解和思考，将宦游生活看作不断地在某地的短暂寄寓，反映了对仕途生活认识的深化。
二、对为人处世的看法
如何为人处世？这是苏轼人生思想的另一个基本方面。在密州，他早年从儒家汲取的为人重义重孝重德重品节等标准观念并无变化，如其《苏州姚氏三瑞堂》、《张文裕挽词》这样评价他人：“君不见董召南，隐居行义孝且慈。”“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方推德业余。”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仍纠结于出仕入仕等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遁世自乐的想法较以前更强烈务实，入世济世的主要价值观念也得以强化，但两者显示出融通的迹象；二是面对现实生活的烦恼困苦，他提出了一些处困解困的见解，强调顺应生活、融入生活，处世观念更显灵活理性。这些情况表明，他对仕途生活有了更深的体悟和倦意，又难以与传统仕途决裂，不得不调适自我观念以求生活的安适。
一直以来，苏轼对田园生活有种特别的倾慕之情，在其眼中，与仕途的困乏不同，田园是个可以让人自由快乐的地方，因此来密州前辗转各地，他常触景生情，遇事生思，不时有归隐之念，如《入峡》：“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漫去乡。”但这时期其生活较为平顺，遁世念头多为率性而发、一时之念，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而在密州，他对人生的困顿有了更切身的体味，这种念头才趋向务实决然。如《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言己“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三径粗成资，一枝有余暖”。“计已决”可见他退隐的决心，而在他眼中，田园中是没有这些烦恼的；他还有过从密州离任后返乡任职的想法，虽不是完全遁世，也有淡出士林之意。他在两封与友人的书信中如是说：“此中亦渐有须调，蜀中不觉否？轼近乞齐州，不行。今年冬官满，子由亦得替，当与之偕入京，力求乡郡谋归耳。”[5]P326“此任满日，舍弟亦解罢，当求乡里一任，与之西还。近制既得联任蜀中，遂可归老守死坟墓矣。心貌衰老，不复往日，惟念斗酒只鸡与亲旧相从尔。”[6]P1750信中所提的“渐有微调”、“近制”是指当时朝廷更改官制，允许川峡、福建、广南等地官员就近选用[7]3722。这就给身为蜀人的他提供了返乡就职的机会。他两次提及返乡任职之事，信中又皆用“当”字，说明已反复思考，且去意已决。信函还称，返乡任事是因“心貌已老，不复往日，惟念斗酒只鸡与亲旧相从尔”，可见对仕途的极度倦意。总之，其在密州时的遁世想法是建立在对仕途更深刻体悟的基础之上的，比昔日遁世思想要强烈务实得多。
但在密州他终未出仕，主要因为，忠君为民的价值理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得以强化。他早岁即确立“奋厉有当世志”的人生志向，后来移宦凤翔、杭州，这一志向更多的体现为报国济世之志，如其《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称：“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东坡和柳子玉过陈绝粮》称：“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但彼时他不是地方主政者，各地局势也较为平缓，报国济世的理想并未与地方民生有过更多更紧密的结合互动，而在密州，因扶绥一方的职责所系和动荡局势激发，这一心志有勃发之势。如，在来密初期所作《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三封为密州争取朝廷援手的上书中，或言“拯救斯民为社稷长远虑”，或言“窃怀忧国之心”，或言“轼一郡守也，犹以为职之所当忧”，尽显忧国忧民之心；又如，熙宁八年因天降甘霖他作《次韵章传道喜雨》称：“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再次表明自己摩抚疮痍、收获丰岁报效明主的心志。这样的事例很多。正是忠君为民观念的强化，所以他在屡次决意弃仕后，终又无法实施。如他在《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直言自己因眷念君恩而不能归休：“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又如，他在《寄刘孝叔》说：“高踪已自杂渔钓，大隐何曾弃簪组。去年相从殊未足，问道已许谈其粗。逝将弃官往卒业，俗缘未尽那得睹。”直言归隐并非弃官不可，强调居官归隐。
需要强调的是，选择返乡任职和强调居官归隐，反映了在人生去向问题上其思想趋向融通，体现出两方面的兼顾，既要在仕途有所作为，也要在仕途获得遁世之乐，这也是其人生思想有所发展的表现。来密州前他也懂得“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希望自己隐于仕，从这点看，他在密州发展了这一思想，往后看，离开密州后，这一想法也不时流露出来，如其《灵壁张氏园亭记》对仁宗朝宰相张次立家族所立的庄园“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的积极影响甚为肯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思想的后续发展，笔者认为，他入仕后终未出仕，也与这一思想融通有关。
在密州，其处世观念还有其他明显变化，表现在在总结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处困解困的见解。虽然有的看法可能在来密州前业已形成，但整体而言，这些见解是他更加自觉理性地应对仕途坎坷的明显信号。
1、强调“百事常随缘”。如其《和蒋夔寄茶》，介绍了自己移调密州后饮食等生活条件发生的巨大变化，以自己适应这些变化的感受，强调“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
2、强调“游于物外”。如《超然台记》，基于自己在密州超越生活困顿的经验，分析了人生不乐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人欲无穷”，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游于物之内”被物遮蔽所致，主张游于物外，实现“无往不乐”。
3、强调知足常乐。如其《薄薄酒二首》：“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柙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通过对薄薄酒好过茶水等事例的对比，强调知足常乐。
4、强调“急行乐”。如《七月五日二首》：“念当急行乐，白发不汝放。”是鉴于人生的短暂易逝，强调抓紧时机享受生活。
5、强调“达人自达”。如其《薄薄酒二首》“达人自达酒何功”，认为旷达的人之所以旷达是自己能够旷达，非醉酒麻木自己，强调自达以驱烦恼。
6、强调“少思多睡”。其《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云：“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雷鸣撼四邻”，以自己“少思对睡”的经验鼓励僚友忘却烦恼、乐观处世。
7、强调“勇往直前”。其《奉和成伯大雨中会客解嘲》云“我生祸患久不择，肯为一时风雨阻？天公变化岂有常，明月行看照归路”，喊出了不肯为一时风雨阻的心声，实际上是为人处世要勇往直前的心理写照。
三、见解的成与失
如何看待苏轼在密州的上述见解？笔者认为，它们是其人生思想变化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对主政密州时的人生必然有所影响，也必然承前启后，对以后人生有所影响。
整体而言，进入不惑之年的苏轼，在密州这一人生新阶段、新环境中，虽然对不少人生问题有强烈的情绪性反应，但已能更好地理解人生、善待人生，对一些人生问题作出了圆融性的解释，对报国济民的人生价值观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在为仕处困解困方面有了更理性灵活的主见，体现出日渐成熟的一面。孔凡礼先生认为：“苏轼对待人生的主要倾向，是进取的。”[6]P7这一论述是实事求是的。对人生的看法持见是一个人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其积极变化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成熟度，也主导着一个人的行为和生活。《超然台记》所言的他在密州“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等实现生活安顿的情况，就与他在密州时“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的人生觉悟和“游于物外”的处世理念有关；《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超然台记》等理趣情趣兼融的名作出现在彼时也与他对人生的这些觉悟有关。试想，如果没有看待人生的宽阔胸襟、理性高度，没有在这些作品中融进“人有悲欢离，月有阴晴圆缺”、“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等人生哲思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通达情怀，这些作品还有多少思想底蕴和情感魅力？还能名耀千秋吗？
审视一下他离开密州后不同时期的人生思想，还会发现，一些方面与在密州时的一些人生见解有着惊人的相似。如，在徐州任上所作《临江仙送王缄》中的“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与在密州任上之作《别东武流杯》中的“莫笑官舍如传舍，故应人世等浮云。”形神何其相似；贬谪黄州时期的《定风波》（沙湖道遇雨）中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与在密州时的《奉和成伯大雨中会客解嘲》中的“我生祸患久不择，肯为一时风雨阻？”又何其神似；贬谪黄州时的《与子由弟十首之三》所谈的养生之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与在密州时期倡导的随缘自适、知足常乐等人生观念又何其一致。这样的事例很多。笔者并非就此断言其离开密州后的人生思想一定承袭于在密州时期的思想，而是要强调，苏轼在密州时对人生之见解，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融进其以后的人生思想体系中，成为供给其继续成长的思想养分，自觉不自觉地以各种形式发挥着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苏轼对人生的敏感、洞察和识见，也成为他在密州时身心屡屡受累、精神状态屡有起落的重要原因。主政密州时，他是个有较高认知能力、丰富见识的智儒学者，也是个有正常七情六欲、趋利避害之心的性情中人，他洞见到了人生的短暂易逝无常等种种不和谐、不完美的问题，也就无法避免这些问题带给他的苦恼和牵制；作为身在仕途想有所作为又不想完全归隐的传统官僚，他也无法避免一般人在仕途常有的困顿感、无奈感、漂泊感、失落感、绝望感等等种种消极情绪。这些问题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追求完美、多愁善感、易受外界影响的心理个性弱点。上述问题是不可能完全避免和克服的，在以后的仕途中也必然会或弱或强地伴随着他、影响着他。
总之，主政密州时期是其体悟人生的重要时期，其人生思想展现出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整体而言，认识在深化，观念在调整，更趋通达理性，显示出日渐成熟的一面，对其彼时的人生及以后的人生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这些情况看，苏轼在密州时的人生思想值得进一步关注。
注释：
①研究苏轼人生思想的专论主要有：如杨胜宽的《苏轼人生态度与人生体味》、王水照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徐宇春的《青年苏轼的人生思考》、高卫红的《苏轼人生思想探析》。
②主政密州期间，笔者认为应是达到密州任上至正式卸任这段时期，参见孔凡礼先生编著的《苏轼年谱》（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即熙宁七年12月至熙宁九年12月。
③苏轼以嘉佑二年（1057）入仕，至密第3年即熙宁九年（1076）恰好20年。
④苏轼曾在《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中称己在密州任上是“备员偏州”；在《文与可十一首》、《次韵章传道喜雨》等多篇文作中认为密州是经济文化“陋邦”。
⑤《古诗十九首》以来感叹“人生如寄”的诗歌有：《故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曹植的《浮萍篇》、白居易的《感时》等。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A].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2]张志烈、马德富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3]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 [M].北京:中华书店.1994.
[4]王树海、李明华.略论苏轼早期对佛教的接受.[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第2期
[5]李增坡、邹金祥.苏轼在密州.[M].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07.
[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脱脱等.宋史（第11册卷一百五十九选举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