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磊
（诸城市超然台管理处 山东 诸城 262200）
[摘要]：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知密州，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密州从政岁月，知密期间目前可见诗文共235篇①，通过阅读发现这些密州作品中多次出现狂字，用狂字之多，之密，为苏轼宦居各地之最。苏轼密州诗词之狂含义广泛，寓意深刻。或展现了对自身学识的自信，或留露出宦居京外的一种复杂心态，还有部分狂字或暗含对新法之不满。而苏文中的狂，并非狂妄，这种狂实际是对先秦至宋一种儒家积极思想的承袭，是一种摒弃当时世俗的观念②，疏离当时社会的主流和庸俗③，而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苏轼 密州诗词 狂 真理
学术界目前有数篇论及苏轼狂之论文，最早的是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在《诗人的狂——苏轼》（《汉文学会会报》34号，1975年）一文中提出来的。日本学者保苅佳昭《苏轼词里所咏的“狂”》（《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也谈到了苏轼词中的狂。此外大陆学者张海鸥《苏轼外任或谪居时期的疏狂心态》（《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也探讨了苏轼谪居时期的疏狂心态。王启鹏的《疏狂:苏轼“野性”的任真表现》（《惠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也提到了苏轼之狂，认为苏轼的疏狂实际是苏轼一种“野性”的表现。
虽然关于苏轼诗词中的狂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大陆学者张海鸥随后也对苏轼之狂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进而提出了苏轼的疏狂心态。但是以上学者并未探讨苏轼狂之发源地，以及苏轼之狂对后代文人之影响。笔者认为，苏轼真正意义上的狂应是从密州开始的，当时苏轼由斜风细雨的杭州来到民风彪悍的密州，受到当时政治环境与当地历史地理环境之影响，苏轼在此地不仅产生了豪放词，而且还激发了内心潜在的狂之心态，这就是本文的创新点。下面笔者分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 积极意义的狂
汉语中的狂，大体有四种含义：
（一）病态的狂，本指狗的疯狂状态（参《说文》），引申于人，则指人丧失理智，狂躁失控等状态。
（二）自然现象的失常状态，如狂风暴雨。
（三）是正常人无知状态的躁动和妄想，即通常所谓狂妄。
（四）是正常人在理智支配下的一种高级的精神形态的狂，表现为恃才傲物，自信，放纵个性，执着追求，本文所谓文人之狂即取此义。
关于文人之狂，张海鸥的《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曾做过详细的梳理。[1]根据其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文人的狂有一个发展的流变，最早称正常人为狂是贬义的，自孔子始，狂获得了积极的含义“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孔子认为如果交不上中行之人做朋友，则宁可与狂狷之人为伍，因为狂者志向高远，进取心强而狷者则能保持独立的价值观念，不肯随波逐流。在孔子的理念里，理想的人格是圣人君子，而不是狂狷，他之所以赞赏狂狷，一则出于对乡愿④的厌恶，二则是因为狂狷人格距成圣的境界不远，可以籍此而达到圣人的境界。由此可见孔子不拒斥狂狷人格，这是一种不违背儒学本旨的道德人格，符合一般士人成才的基本规律。[3]
此后儒生大都认为狂具有执着进取、正直无悔的积极意义。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狂的始祖源于孔子，不止是孔子，孟、庄、屈，还有纵横家苏秦、张仪等，皆崇尚文人之狂。而发展到魏晋，文人的狂似乎发展到一种病态。由于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加之司马政权政治高压，引起了当时文人对权势的恐惧和厌恶。初期他们佯狂以避祸、放诞以求真、清谈玄虚、潜心艺术，而到后期则发展到一种病态之狂。到了李唐王朝，相对开明的政治和开放的文化环境，大大激发了文人士子们进取的狂想。他们无须再佯狂避世，也不必颓废自毁。进则指点江山、致君尧舜，退则在山水中流连、痴迷。不论进退，他们都喜欢诗意的狂想和酒意的狂醉，从中享受审美的愉悦。
到了宋代，虽然承袭唐风，但是宋朝和唐朝相比，士人的狂者精神似乎已经收敛了许多。还有部分学者甚至开始抵制这种狂气，如与苏轼同时代的宋儒大家程颢、程颐，便不能容忍学者有狂的气息。
苏轼之狂，既不像魏晋名士那样自毁形骸、佯狂避世，也不像屈原那样固执一端。苏轼的狂，有盛唐遗风的率性之狂，他心仪于唐代才子风流倜傥、潇洒率真的审美精神，用审美的追求去冲淡仕途功名的得失。但是苏轼的狂，也并非完全与盛唐之狂一致，他的特点就是比前人更多了几分超然。苏轼一生屡遭贬谪，于是融儒、释、道等诸家学说以自救，故对儒家思想中积极意义的狂，深有体会。他常常称许前人、同时人以及自己为狂，从中可见他对狂的理解与认同。
二 苏轼密州诗词中的狂
苏轼之狂虽承袭传统，却又个性鲜明。而体现在密州诗词中，主要表现为对世俗的叛逆、狂直（大胆讲真话）、醉里狂言、狂歌与狂猎，其中部分诗词或暗含对新法之不满。
前文已述，苏轼之狂实际是疏离社会主流和庸俗，是一种对世俗的叛逆，是一种“野性”的表现，是一种追求真理的人生态度。苏轼于熙宁八年（1075）冬季创作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4]P347这首词起句用一“狂”字，贯穿全篇，统摄全文。从儒家积极狂狷思想的角度来分析，则是用少年之狂来表现自己的返璞归真。
熙宁九年(1076)八月作《送碧香酒与赵明叔教授》“嗟君老狂不知愧，更吟丑妇恶嘲谤”[5]P693以及《坐上赋戴花得天字》中的“老狂聊作坐中先”[5]P806、《怀仁令陈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绝》中的“谁知海上诗狂客”[5]通过描绘友人，以及自况等，表达了作者对世俗的叛逆。从用词上来分析，前面的“老父聊发少年狂”，少年与狂字还比较贴合，而后面频频用到的老狂，却给人不少疑问，通俗来说狂好像只适用于少年，而苏轼这里偏用老狂一词，更能体现出作者内心的心态，以及所要表达含义的深刻意义。其实老狂并不是苏轼独创，根据《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就曾自称自己为老狂。[6]
密州诗词中，苏轼不少狂都是伴随着酒兴而来。其实苏轼的酒量是很小的，而且常饮常醉。他曾说：“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书《东皋子传》后)又说“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饮酒、唱曲”[7]但他的酒兴却极高，以酒为生活伴侣，他曾说“殆不可一日无此君”[8]P2369
苏轼的狂，大体与酒狂无关，但借酒壮胆、增加豪气的想法，也未必没有。“无多酌我君须听，醉后飙狂胆满躯”[5]P550（《刁景纯席上和谢生二首》）“孤村野店亦何有，欲发狂言须斗酒”[5]P601（《铁沟行赠乔太博》）苏轼醉里狂言不同于一般人的酒后失态，这是他鲜明而又独特的个性使然。他天性率真坦诚，为人处世无城府，对朝政时事既关心又有敏锐的见识，只是不会把话藏在心里。他在仕途屡遭坎坷，多是直言所致。而当时北宋中后期的社会风气是，不能容下直言，部分官员阿谀奉承，谄媚上司，空话连篇，而苏轼的这种性格自然受到同时代其它官员的疏离，“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5]P645（《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他对自己狂言惹祸十分清楚，并时常告诫自己“狂言各须慎”[5]P626（《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5]P740（《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其一）然而秉性难移，他总是醉后狂言“醉后狂歌不自知”[5]P649（《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西斋》）不过他也很矛盾，乘酒兴而放言固然痛快，过后想起来自己未免也感到可怕，所以诗中坦承“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5]（《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以上部分诗词亦为“乌台诗案”所据，可见苏轼为“醉后狂歌”险些付出生命代价。其实苏轼“醉后狂歌”并非失去理智，他只是天性喜欢坦率直言。
苏轼的醉后还喜欢狂歌和恣游山水，他一旦疏离了朝政事务，就进入超凡脱俗的文化艺术创造境界。醉酒狂歌和恣游山水正是酝酿创作灵感和激情的良好情境。每遇这种情境，他便放纵性情，痛饮狂歌，清赏自然与天籁，既享受自由，又创作诗文。
熙宁九年（1076）知密州，与僚友登常山，作《登常山绝顶广丽亭》：“嗟我二三子，狂饮亦荒哉”[5]P686熙宁十年（1077）知徐州，还念念不忘密州，赠密州太守孔周翰《和孔周翰二绝》：“小园香雾晓蒙胧，醉守狂词未必工” [5]P753又《登云龙山》：“醉中走上黄茅冈，……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5]P877
苏轼密州诗词中所咏的狂，并非狂妄，也不完全是词风中的豪放狂迈。更重要的是一种从古至宋传承下来的一种特殊的文人心态。发展到苏轼这，变成了一种独立的人格意识、自由的人生观念，正直的人品素养。追求的是一种疏离社会主流和中庸，达到人生真谛的目标。
三 苏轼之狂缘何始于密州及对密州文人之影响
苏轼移知密州之前，由于自身天生率性的性格以及周边的生活环境，或许内心已埋下狂的种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狂却没有一份合适的沃土来滋养，使之生根发芽。当苏轼由烟雨江南来到这座民风彪悍的北方“寂寞山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以及当地历史地理环境影响，加之自己处于青壮年时期，以及边疆战事，新法横行不得人心，内心又没有受到“乌台诗案”之影响。在外在与内在等一系列因素的促使下，终于激发了苏轼内心狂之心态，苏轼的感情也得到了完全的迸发与释放，在密州发出了诸如“老父聊发少年狂”之类的怒吼，具有积极意义的苏轼之狂也正式诞生于密州大地。
（一）密州当地特有的民风与文化
苏轼与生俱来的叛逆，与其狂之心态，许久之前，或许已深深根植心底，但是需要一种环境来滋润，密州这片沃土，正好滋养了苏轼这种心态。
苏轼在密州文风产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豪放词，作有被称之为密州三曲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千古名篇，除此之外还作有《超然台记》标志着超然思想的诞生，苏轼在密州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成就，除自身的因素之外，与密州文化对其的陶冶和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密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带山负海，号为持节之邦”，风雅靡境，人文渊薮。尤其作为密州治所的诸城，“彬彬文献足以征往而俟来，使人有所观且有所兴起；礼乐足以殿邦，山川因而增重”。[9]
早在春秋儒学初兴之时，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的公冶长，即在境内致力于传播儒学，从者如云，从此尚学崇礼蔚然成风。至汉代，儒学大兴，两汉经学集大成者郑玄，著名经学家贡禹、师丹，《易》学开创者梁丘贺，经学世家伏湛、伏无忌等，均为密州人，他们的治学活动，将儒学推向新的高峰，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后，境内儒宗名臣，文献著作，代不绝书。“民物日以熙攘，风俗日以朴茂，野无啙窳之民，市有轻实之贾，礼教信义之风，迄今犹未泯哉”。苏轼知密州时，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之中，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一生笃信儒教，而密州正是崇尚儒学的礼义之邦。超然台、琅琊台、卢敖洞、韩信坝等许许多多的古文化遗迹，马耳山、卢山、常山、障日山、九仙山、潍水等山川名胜，钟灵毓秀，揽物慨发，使他的思想境界和文学造诣有了新的升华。[4]
张崇琛也有过著名论断“以儒为主、兼融各家的学术氛围对苏轼以综合性为特征的思想的形成有‘聚合效应’；古朴、淳厚、豪壮的民俗对生活于其中的苏轼的精神升华具潜移默化之功；而格调朴野的“东州乐府”文化则是苏轼文学创作（特别是词的创作）发生转折、飞跃的触媒。”[10]
（二）暗含对新法之不满
苏轼之狂，除了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外，笔者认为苏轼之狂，还有一种暗含对新法不满之意味。当时北宋中后期特殊的政治环境，激烈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进取的“狂者”送上了迁谪的旅程。苏轼就是由此自请外放，先去杭州后至密州。当时面对密州大地的旱蝗相虐的情况，而此时新法又横行不断，天灾人祸连连。由此苏轼密州诗词中的许多狂字，也暗含了对新法不满的倾向。
王水照在《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中指出:“现存苏轼诗约二千七百多首，社会政治诗比重并不大，但仍是苏诗的一个重要内容，表达了诗人对于政治和社会重大生活的态度和观点。”[11]苏轼入职密州前后所作诗词，不排除带有一些政治色彩。当时苏轼在密州所作的《超然集》⑤，是集中了密州部分作品，很多就是后来乌台诗案的证据。“见为编述《超然》、《黄楼》二集，为赐尤重。从来不曾编次，纵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为家人妇女辈焚毁尽矣。不知今乃在足下处。当为删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4]P75其中知密诗文编为《超然集》，以胶西古迹超然台而得名。书所删“不合道理者”，显然是涉及王安石变法与直刺朝政的诗文。“得罪日皆为家人妇女辈焚毁”者，足见乌台诗案对苏轼诗文的损毁何其惨重。
在当时对苏轼审讯的过程中苏轼也承认了部分诗词却有讥讽之意味。如《后杞菊赋并序》、《超然台记》、《寄刘孝叔》、《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等。
而他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友人间的诗词往来，使新法的反对派更加坚定，使那种对新法的态度比较温和，而又可能被变法派拉拢，内心开始出现犹豫的人清醒起来，不忘与自己的交谊。在遣词造句中，表现出对于新党的不屑，让朝廷能够看到新法之不足。
（三）边疆战事与密州匪患
苏轼诗词中之狂，除了以上两个原因外，还有就是对于边疆战事的不利，所表现出的一种忠君爱国，上阵杀敌的赤子之心。北宋以降，由于太祖赵匡胤坚持文人治国，重文抑武的方针，华夏士子自宋代以后变得文弱了许多。但是苏轼面对内忧外患的境况，面对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危险时刻，毅然发出了内心狂的怒吼。这是一个普通的宋代士子想要驰骋疆场，驱逐鞑虏，报效国家的狂迈。
苏轼少有报国壮志，喜佩剑出游。他在诗中说：“少年带刀剑，但识从军乐。”[5]（《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二，诗集卷二十一）苏轼喜读兵书，苏辙说他：“旧读兵书气已振，近传能射喜征鼖。”[12]（《闻子瞻习射》，栾城集卷二）又说：“子瞻每欲为国守边，顾不敢请耳。”[12]（《次韵子瞻感旧诗》自注，栾城后集卷一）
苏轼在密州时，有一位太常博士乔叙（字禹功），尚武，苏轼引为同道，写了一首《铁沟行》：“老去同君两憔悴，犯夜醉归人不避。明年定起故将军，未肯先诛霸陵尉。”[5]（诗集卷十二）以汉朝名将李广比之。
熙宁八年（1075），在密州知州任上，在常山求雨得雨后，他高兴地先是举行了一次小猎，又在铁沟举行了一次会猎。作《祭常山回小猎》、《和梅户曹会猎铁沟》二诗，（诗集卷十三），还作了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词，描绘了会猎的宏大场面：“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又说：“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4]P347洋溢着报国热情，一片沙场立功之意。当时，密州境内有一伙强盗，安抚使、转运使都拿他们没有办法。他派了缉捕使臣带数千名悍卒去围捕。但悍吏凶残，竟诬杀无辜良民，恐致民变，这些悍卒畏罪四散，欲为乱。民上书州衙告变，苏轼故意投书于地，不看书，说：“必不至此。”悍卒乃安。苏轼徐徐派人把杀人悍卒招来，立刻降服。（苏辙：亡兄墓志铭）
（四）对密州文人之影响
由于当时苏轼在北宋文坛之地位，苏轼这种狂也影响了许多密州士子。熙宁九年虽然苏轼离开密州，但是密州士子“崇苏热”不减。许多文人也受到了其狂之影响，如明末清初诗人刘翼明在密州游览完卢山后在《铁园观雪放歌行》发出了“有天莫须舟问天，天生狂客岂徒然”[4]P755的狂言。无独有偶，安丘文人商琥也仿效苏公发出了“对菊始知佳节在，开尊忽忆少年狂”[4]P734的呼声。还有如窦汝珽的“山意浓归狂客眼”[4]P816等。而苏轼的弟弟苏辙在写关于密州的诗词中亦受到了其兄长的影响写下了“老大未须惊节物，醉狂兼得避危机”[4]P787以及“眼看狂澜倒百川，孤根漂荡水无边”[4]P789的诗句。这些或许都间接表明了苏轼的狂之诗词对密州文人们的影响。
小 结
狂放不羁，直言直语这或许是苏轼与生俱来的性格，但是时代与周边环境却与自己的这份狂格格不入。自己内心的这狂一直没有一份沃土来滋养，及至密州，周边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文化氛围，加之新法造成的窘态与边患的不断加深，苏轼真正意义上继承儒家思想中积极的“狂”也由此诞生，而苏轼在密州期间的这些诗词中大量出现狂字便说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根据李增坡的《苏轼在密州》为依据统计得知，还包含部分离密之后关于密州的作品。
②北宋中后期当时社会风气“多不能容狂直的语言”，就是听不惯真话，所以也有狂直，讲真话的意思。
③王启鹏的《疏狂:苏轼“野性”的任真表现》（《惠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狂还是一种野性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野性”的表现
④指乡中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
⑤散佚
参考文献
[1]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刘建琼，王苹.浅论孔子的狂狷思想及其对后世文人之影响[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7.
[4]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M].济南：齐鲁书社，1995.
[5]（宋）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
[6]（汉）赵晔.吴越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宋）彭乘.墨客挥犀[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宋）苏轼.苏轼文集[M].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9]（明）王之臣修，陈烨篡.诸城县志[A].
[10]张崇琛.密州的文化氛围与苏轼知密州时期思想与创作的转变[J].齐鲁学刊，1999.
[11] 王水照.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J].文学评论，1978.
[12]（宋）苏辙.曾枣庄，马德富点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