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云峰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离杭州通判任来知密州，十二月三日到密州，时年39岁，至熙宁九年（1076）12月离任[1]302、343。来密州时的苏轼在政治上并不是太如意。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变法主张与其不合，便自请外任到了杭州。从苏辙《超然台赋序》中可知，“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求为东州守”。三年中，朝庭的变法进行得如火如荼，政局的变化对苏轼更为不利，升迁无望，回京不能，只好自请到密州了。苏轼在这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共创作了词20首，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就是这“密州四曲”：出猎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超然词《望江南·超然台作》。

提起“密州四曲”，首先要说“密州三曲”。被胡乔木赞誉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先生在其《瞿髯论词绝句》一书中有一首作品论及苏轼，其词曰：

猎余豪气勃燕然,月下悼亡忆弟篇。一扫风花出肺腑，密州三曲月经天。

鉴于夏先生在词研究领域的地位，从此，称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密州三曲”的说法流传开来。2012年9月27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山东诸城主办了苏轼“中秋词”暨中秋文化研讨会，邀请了部分国内著名的苏轼研究专家参加，笔者作为诸城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与诸城超然台管理处负责人参加了研讨会，在陪同与会的苏学专家参观超然台时，专家们吟诵了苏轼的《望江南·超然台作》。身临其境的专家们更加领悟到苏轼对密州人民、对密州这块土地的热爱，在谈及“密州三曲”时，有人认为这首超然词完全可以与“密州三曲”媲美，应该共称“密州四曲”。笔者非常同意这种说法，并且认为这《望江南·超然台作》也与另外三曲一样，在词史闪烁着耀眼的光芒。2012年中秋节，因专家们的提议而兴奋，笔者作《超然台中秋望月》诗一首，表达对苏轼密州四曲的敬意与密州人民的深情感谢。诗曰：

超然台上月初升，把酒中秋拜长公。水调一歌雄宇内，密州四曲震京东。  

人生离合两娇子，世宦奔波半老翁。万里婵娟谁与共，今宵起舞好乘风。

据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苏轼的全部词作为350首，其词作大体上被贬黄州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苏轼密州时期的词作在其一生的词创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开始。本文将结合“密州四曲”论述密州词在苏轼及词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第一首格高千古、影响后世的悼亡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的小序说得非常清楚，作于乙卯年正月二十日夜，也就是熙宁八年正月二十日夜。这是一首著名的悼亡词。

说起悼亡作品，有人认为《诗经》中就出现了。一首是《邶风》中的《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尤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还有一首是《唐风》中的《葛生》：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於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於其室！

就这两首诗之内容来看，称它为悼亡诗也无不可。但为什么后世有争论呢，主要是在经历了汉儒们以经解诗之后，它的本来面目已经很难看到了。就我国诗歌发展的情况以及《诗经》时代的社会状况，个人认为这是两首悼亡诗是可信的，只不过《葛生》更应该是代言体。整个汉朝没有人出来继承这个传统，到了西晋，著名的诗人潘岳就写出三首悼亡诗。南北朝时期有见于《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的沈约所作《悼亡诗》。进入唐朝，诗歌大盛，悼亡诗就非常多了，著名的还是元稹的《遣悲怀》等。唐中到晚期，词体诞生了。在诗的领域中早有佳作的悼亡主题也出现了尝试性的作品。比较早的是《花间词》中后蜀张泌的《浣溪沙》：

枕障熏炉隔绣帷，二年终日苦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

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

关于这首词，不少研究者认为其主人公的身份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稍后又有南唐后主李煜《相见欢》，其中一首曰：“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陈祖美先生考评，这首作品并非大多数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首“亡国之音哀以思”的作品，而是是一首本事词，是在李煜大周后病逝一周年之后为她写的。[2]491如果陈先生所论可信的话，那么这首作品也就只是一首悼亡词而已。

关于苏轼这首悼亡词，现代学者评价甚高，王保珍先生曾在《永恒的悼念——〈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一文中摘取各家所论重点进行论述。[3]583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苏轼的悼亡词提升了词中女主角的身份地位。以往词中女主角多为歌妓之类，而这首《江城子》中的女主角，是作者以平等对待的爱妻。二是既写了对亡妻的悼念，又包括词人对个人坎坷遭遇的感叹，抒发伤时情绪。三是这首词就是一首本事词，也就是说，苏轼所记的梦是词人自己真正做了那个梦，而不是有所寄托虚构了一个梦。

    在宋代，全面兴起的词逐渐成了“言情”的工具，而诗呢，则侧重于“言志”了。就悼亡诗来说，苏轼之后，除了南宋的陆游、李壁之外就比较少了。而词以悼亡的作品则佳作时有。宋朝的应有贺铸、陆游等人，清代的纳兰性德更是有名，甚至后来毛泽东主席的《蝶恋花》也被看作有名的悼亡词。所以，苏轼的这首悼亡词，虽然不是第一首把悼亡内容引入词体的，但确实当得起是第一首真正有影响的悼亡词。苏轼通过自己的天才词笔，给婉约词增添了新题材与新风格。

《江城子·密州出猎》：渐进终成、开启一派的豪放壮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十月间。关于这首词，苏轼有一封与朋友鲜于侁的信是不能不提到的。《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

　　忝厚眷，不敢用启状，必不深讶。所惠诗文，皆萧然有远古风味。然此风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则疏矣。但时独于闲处开看，未尝以示人，盖知爱者绝少也。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这封信向我们透露了不少信息，一是苏轼对那种“萧然有远古风味”之文的赞叹，“然此风之亡也久矣”则表示出对当下文风的不满。苏轼写在其友文与可《超然台赋》后的话也体现出了这样的思想：

　　余友文与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为《超然》辞，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其《远游》、《大人》之流乎？熙宁九年四月六日。（《书文与可〈超然台赋〉后》）

二是苏轼的创作态度是明确坚持这种文风。“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则疏矣”，如果舍弃这种文风而改习当下王安石“道德性命之学”所指导的“经义”之文，就错了。可惜，那种良好的古文风“知爱者绝少”。三是自己一直坚持作这一类文风的文章，“不可不作，特未暇耳”，只要有条件了就一定要写，坚决不与“经义”之文妥协。四是最后谈到自己最近的创作成果。自己最近作了一首《江城子》，“亦自是一家”，充满着自信，要与婉约派分庭抗礼。结果呢，“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后世词论家多以这首《江城子》为豪放词的开山作品，认为它标志着豪放派的诞生。此论甚是，但有一点词论家没有强调清楚，那就是苏轼是有意识地要专门开创一个与婉约派相抗衡的词流派，并且有着强大的自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壮举，也为之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探索。在来到密州之后，词人的天才与密州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豪放的民风相撞击，最终创作了这一标志性的作品。

苏轼自己词的创作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苏轼词应该是《华清引》， [4]1这首作品写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当时苏轼29岁。苏轼曾给堂兄子明写过一封信《与子明兄》，信上说：“记得应举时，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作。”由此看来苏轼写词要比写诗晚得多。神宗熙宁四年（1074）苏轼通判杭州之后，作词多了起来，按照有编年的统计，三年共作近50首。就内容而言，已经涉猎到了传统上诗的题材领域，比如赠别词、思乡词、忆旧词等。这也为以后自己进一步丰富的题材范围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词作也有部分作品体现出了豪放词的苗头。如《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行香子·过七里滩》。作于熙宁六年的《临江仙·风水洞作》更是体现出了几近豪放的特色：

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故应为我发新诗。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　　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还凭流水送人归。层巅余落日，草露已沾衣。

    熙宁七年秋天，苏轼从杭州起程来知密州。在路上他作了一首《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有评论家认为这应该是词史上第一首纯以议论抒怀的词。这首词大量运用诗的东西，包括典故、史实、经史、诗文等，进一步突破诗与词的界限，扩大词的领域与境界，似乎预示着在密州这个地方，苏轼的词风要发生重大转变。来到密州的苏轼更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自己词的创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成为苏轼正式宣告自己豪放风格与婉约相抗衡的宣战书。后来史家与词论家都把这首词当成豪放派的开山之作，在中国词史上，豪放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正式诞生了。刘乃昌先生在《东坡豪放词漫议》中就说：“从词的发展史上看，我们应该确认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创始人。”

豪放词的诞生，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苏轼通过自己词的创作实践，在内容上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樊篱，既扩大的词的题材，又丰富了词的风格。苏轼自己就主张词“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所以他从题材上进一步打破诗与词的界限，几乎做到了无事无意不可以入词的地步，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言，“东坡词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风格上进一步颠覆了传统的“诗庄词媚”的说法。豪放词不仅可以言志，还可以叙事，甚至可以议论。也有人认为苏轼以出猎抒写爱国情怀，开南宋时期爱国抗战词之先。总之，苏轼以自己的天才词作，使豪放词派最终形成，也形成自己词的第一个高峰，与婉约派相抗，终于激活了宋代词坛，最终成就了宋词堪与唐诗相媲美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