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原因现象分析

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超然台的时空位移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北宋政坛党争与苏轼的文坛影响

宋嘉祐、治平年间，苏轼受到仁宗、英宗的赏识，仕途顺畅。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苏轼因御试与吕惠卿产生矛盾“不胜愤懑”，作《拟进士对御试策》，批评百官失职、万事失序、中书失政等。又以齐桓、晋武独断专任为问激怒朝廷。而此时恰好又有传言说苏轼在丁母忧期间以船贩运私盐、苏木等。加之自变法以来，他就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曾历数新法之不便，从而触怒了变法派。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认为与其与变法派在朝中争斗，不如去地方为百姓做些实事，由此苏轼自请外放。

由于政治失意，长期外放，特别是从杭州到密州以后，当时密州地区的各方面与杭州都有着极大的反差。当时密州各地蝗旱相虐，以至苏轼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5]P351，“公私匮乏，民不堪命”[5]P754，百姓“剥啮草木啖泥土”[6]631，“饥馑疾疫，靡有遗矣”[5]P1918，“流殍之余，其命如发”[5]P1917，其逃亡人口、弃婴随处可见。在这种岁凶民贫的情况下，苏轼感到“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5]P1559所以，苏轼自称密州是“备员偏州”[5]P1398。苏轼在政治上失意，生活上遭受艰辛，由此产生了超然思想，是符合当时现实状况的。

而当时的党争不仅牵涉到了苏轼一人。王安石变法以来，朝中大臣大多反对，故其先后从中下层官吏中荐拔有才干者为官，以实施其“新法”，这批人被称为“新党”。而反对变法的人称为“旧党”，由此形成新旧两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旧两党党争不断，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新旧两党都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集团。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新旧党争的激化，新旧两党之间以及新党与旧党内部之间，或敌或友，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当新旧两党反复当权的时候，总有一派会被大量贬谪。在党争不断，官员贬谪无常的情况下，新旧两派官员们对自己的前途也是充满焦虑。在这种情况下，苏轼的超然思想逐渐在当时的部分官员之中盛行开来，苏轼的超然思想实际是北宋中后期部分官员的一种政治强心剂，甚至成为当时北宋中后期部分官员的一种普遍处世心态。

当时苏轼修葺完超然台后，北宋大批文人或登台做赋，或寄来信函。如文彦博《寄题密州超然台》“欲识超然意，鸰原赋掷金。”[7]P777此赋说了超然台之所以命名“超然”的意义，盛赞此赋掷地有金石声。鸰原，这里指的是苏辙。虽然当时文彦博并没有到过密州超然台，但是通过书信往来，深知苏轼之意，描述了苏轼在密州超然台的生活和心态。司马光《超然台寄子瞻学士》“乘闲为小台，节物得周览。”[7]P778将超然台称为小台，即表明了苏轼超然台的内在含义“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又反驳了新党所称苏轼劳民伤财修葺超然台，而实际苏轼仅仅是在政务之暇略微修葺了一下北城墙而已。还有就是苏辙的《超然台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噶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7]P732有人评说：“若无子由明兄意，神州哪得超然台。优游物外迪心智，诸城至今寻旧台。”这些都表明当时苏轼超然思想的影响。

蒋之奇的命运也是如此，蒋之奇，字颖叔，北宋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官太常博士，后又中“贤良方正科”，升为监察御史。神宗时，转为殿中御史。蒋之奇原与欧阳修相处甚厚，因为有人向他诬告欧阳修行为不端，他没有经过查证，就向来神宗报告，宋神宗下令大理寺调查，发现诉状与情况不符，便将蒋之奇贬官。《宋史》载：蒋之奇为“部使者十二任，六曲会府，以治办称，且孜孜以人物为己任。”[8]P10917由于自己的草率，蒋之奇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除此之外由于苏轼在当时北宋文坛享有极高地位和重要影响。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诗、词、文、书、画皆是大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个文坛领袖，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墨客。“苏门”学士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都团结在苏氏兄弟周围，对北宋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极大的影响。由于当时苏轼在北宋中后期的地位，使得当时达到了几乎人人学苏轼的地步，甚至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美谈，当时苏轼文章一旦面世，不仅当时社会士子都争相传诵，连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宋神宗都在第一时间阅读苏轼的作品。而当时在密州地区还有一部专门以“超然”命名的《超然集》，可惜后期散佚，从中也能看出当时超然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当时苏轼超然思想为什么能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2．苏轼与蒋之奇关系密切

宋仁宗嘉祐二年，当时苏轼参加礼部考试被欧阳修荐为第二，遂参加殿试中乙科。根据宋代彭百川笔记《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祖宗科举取人·仁宗》载苏轼与蒋之奇为同榜进士，后又受到过欧阳修的器重。

两人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情。我们在《晋井蒋氏宗谱》里，看到了苏轼留下许多有关蒋之奇的笔墨，仅诗就有9首。[9]而《苏轼全集》里面，苏轼与蒋之奇的诗文共计目前可见的有18首。如苏轼在《再送蒋颖叔帅熙河二首》中写道：“使君九万击鹏妮，肯为阳关一断魂。不用宽心九千里，安西都护国西门。”[6]P1959“余刃西屠横海妮，应予诗汗是游魂。归来迩别陶宏景，看挂衣冠神武门。”[6]P1959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苏轼与蒋之奇相互之间的来信。《次韵钱穆父马上寄蒋颖叔二首》“玉关不用一丸泥，自有长城鸟鼠西。剩与故人寻土物，腊糟红曲寄驼蹄。多买黄封作洗泥，使君来自陇山西。高才得兔人人羡，争欲寻踪觅旧蹄。”[6]P1972当时蒋之奇出使临洮，苏轼曾亲自送行。《送蒋颖叔帅熙河（并引）》序言中：“颖叔出使临洮，轼与穆父、仲至同饯之，各赋诗一篇，以今我来思为韵，致遄归之意，轼得我字。”[6]P1957

由上可以看出，当时蒋之奇出知熙州的时候，与苏轼也是时常有书信往来。而当时蒋之奇将凤台改名为超然台，也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

3．道家思想影响

熙州超然台的命名除了受苏轼密州超然台之名影响外，当然与本地盛行道家文化也有重要关系，蒋之奇出知临洮，当看到当地道教文化盛行，又联想到密州之超然台，恰好一语双关，由此取名为超然台。

据有关史书记载和学者考证，老子从周朝京都洛阳西行进入秦地至宝鸡的散关，著书五千言后，继续西行，在渭水、洮水、湟水和居延泽一带讲经传道，访伏羲大禹十七年，最后隐居并仙逝于古陇西邑东山凤台（今临洮岳麓山公园超然台）。其中《庄子·养生主》载：“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10]其注曰：“失，老子之好友。失，一作‘佚’。”这个记载，表明老子的确逝于秦地。明代就有记载今天临洮岳麓山的凤台又称超然台，相传是老子讲道逝世的地方。明代兵部侍郎杨继盛贬官狄道（今临洮）为典史。他在《自叙年谱》中述及狄道东山超然台时写道：“此台相传为老子飞升之所。”其后的清《狄道州志·古迹》中也有相同记载。既写明“相传”，后又判定“盖过函关西来，所传或不谬云”。则说明老子逝世于熙州超然台上。

4.从超然思想上来分析

苏轼当时在密州修葺城之北台，命名超然台后，一时间名扬于海内外，后世文人不断登台吟诗作赋，凭吊苏公。关于密州超然台，世间谓之：世先有铜雀台，而后有铜雀之传世；人则先有超然之意，而后方有超然台之扬名。[11]诚如清人林云铭所言：“他处亭台作记，多言先有亭台而后乐，此独因乐而有台，谓乐在本心，以台为寄，才是无往不乐游物之外本旨。”[12]林云铭也点出，实际超然台只是一种寄托超然思想的台子，这才是超然台的本意。苏轼“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5]P351意思是说任何事物都有值得观赏的地方，只要我们看到后感到快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去追求那种雄伟壮观的场面。而苏轼的这篇《超然台记》还蕴含着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只要有了超然思想，那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只要有了超然之心，他处亭台亦可为超然台。而蒋之奇也是深知此意。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熙州超然台。而蒋之奇借用苏轼超然台之名来命名熙州凤台亦不足为奇了。

余论

由于北宋中后期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整个北宋政府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新旧两党党争不断，而苏轼又恰巧活跃于这个时期。笔者认为苏轼并不是反对变法，他对变法的态度是“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可见苏轼自始至终都是反对王安石那种激流勇进的变法措施，主张在变法上施行缓和的态度。当旧党当政的时候，苏轼又对旧党提出异议。由此造成了苏轼在当时一段时间内仕途不畅，心灰意冷。但是当时苏轼在地方为官时期，尤其是从杭州到密州。在经历了人生一系列的变故之后，心态逐渐成熟。加之受到儒释道三者的影响。苏轼逐渐开始审视人生，试图从一种思想上来为自己的人生寻求答案。其时弟苏辙送给苏轼的“超然”二字，恰合轼之心意。而苏轼又将超然思想逐渐升华，使其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

而当时苏轼在北宋时期，文坛享有极高地位，其门生故吏，亲朋好友聚集周围，当苏轼的超然思想产生以后，当时北宋的部分文人都被这种思想所感染。而蒋之奇就是其中一个，他与苏轼为同榜进士，又都是欧阳修的学生，虽然当时他错误的弹劾了欧阳修，但是苏轼一直与他情谊甚笃。当他得知苏轼修葺超然台，并做了大量诗篇以后，心中也是对超然台以及超然思想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所以借用了苏轼之超然台，既表达了对故友的思念，又显示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本文仅从蒋之奇一例中来探视苏轼的超然思想，而实际当时北宋中后期，朝廷党争不断，官员贬谪无常，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苏轼超然思想，恰恰是适应了当时北宋部分官员的贬谪心态，由此苏轼的超然思想逐渐成了当时北宋部分官员的一种处世哲学。□

参考文献:

［1］夏承焘 . 瞿髯论词绝句 [M]  .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许容等修 . 甘肃通志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吴坚 .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 [A]  . 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 

［4］（明）李贤、彭时 . 明一统志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宋）苏轼 . 苏轼文集 [M] .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6］（宋）苏轼 . 苏轼诗集 [M] .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7］李增坡、邹金祥 . 苏轼在密州 [M] . 杭州：杭州西泠印社，2007 . 

［8］（元）脱脱 . 宋史 [M] .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9］邢侃 . 苏轼与蒋之奇 . 江苏地方志 [J] . 1998 . 

［10］郭庆藩 . 庄子集释 [Z] .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1］丕评 . 苏轼《超然台记》赏析. 名作欣赏[J] . 1989 . 

［12］林云铭评 . 古文析义合编 [Z]，台北：广文书局 . 1981 .